[拼音]：wenti yu zhuyi de lunzhan
[英文]：debate on“problem and principle”
中国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实用主义、改良主义关于要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论战。这场论战批判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、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。
五四运动后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深入发展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日益扩大，引起了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仇视，也引起了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。这期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J.杜威来中国讲学，大肆宣扬实用主义，抵制马克思主义。胡适于1919年7月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》的文章，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。胡适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革命者的批判。同年8月中旬李大钊在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《再论问题与主义》一文进行了严正的驳斥。以后胡适接连发表三论、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，继续向马克思主义进攻，挑起了“问题与主义”的论战。胡适在他的文章中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，否认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，认为任何主义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主观想象的产物；各种主义的对立和差别是由于提倡者的才能、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经验不同而出现的。他把宣传主义同解决社会具体问题对立起来，提出要“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，那个问题如何解决”，不要高谈种种主义，以反对“空谈主义”为名，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，谩骂宣传主义是“阿猫阿狗”、“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”。他否认阶级斗争，攻击马克思主义是“太偏向申明‘阶级的自觉心’一方面”，因此形成阶级对立，产生阶级斗争。他反对通过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，主张只可以对一个个具体问题进行研究，作一点一滴的改良。
针对胡适的观点，李大钊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开的。主义“有理想与实用两面”，是解决问题的理论、观点和方法。只有用理想的主义武装群众，发动群众共同行动，才能解决社会问题。因此，我们的社会运动，既要研究实际问题，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，这是互动为用、并行不悖的。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，才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。他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：经济问题的解决，是根本解决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，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解决。要解决经济问题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，开展阶级斗争，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。他明确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最理想的主义，公开宣布自己赞成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严正立场，号召广泛宣传它，介绍它，使之“昭布在人类社会”，并本著这一主义去进行实际运动，照俄国革命的榜样，解决中国的问题。
1919年8月31日《每周评论》被反动政府查封。但这场论战并没有因此停止。同年底胡适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一文，继续宣扬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，反对马克思主义，说什么“十篇‘赢馀价值论’，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”。接著李大钊于12月1日在《新潮》上发表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》，1920年1月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原因》等文章，和胡适针锋相对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一步说明“一切的主义，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”;认为思想、主义、哲学等等的变化取决于经济、物质的变化，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，表示了社会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。与此同时，一些重要的社团内部，如少年中国学会等，也展开了“问题与主义”论战，批判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。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在遭到批判以后，就逐渐离开新文化统一战线，公开投向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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